​阎云翔 | 新家庭主义的崛起

阎云翔 | 新家庭主义的崛起

Yan Yunxiang. 2018. Neo-familism and the State inContemporary China, Urban Anthropoloy. VOL. 47 (4,3)

从《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到《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和《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加州大学（洛杉矶）资深人类学家阎云翔教授始终关注的类学基本话题就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个体的文化建构问题。

这篇新近发表在权威期刊《城市人类学》上的论文题为“当代中国的新家庭中心主义和国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对中国新兴的新家庭主义进行描述，第二个部分是对新家庭主义的特征进行描摹，第三个部分是对国家在新家庭主义中的角色进行分析。

文章中，下岬村的长时段人类学田野一手调查资料和近期家庭价值的研究、媒体报道、网络舆论等二手资料，都成为阎云翔教授观察和思考当下这个时代的重要资源。文章最后指出，在中国这个家庭生活逐渐变得不确定、不安全和竞争性的社会中，潜在的家庭中心主义可以作为一种研究家庭的新方法。重点研究目标，第一个就在于对90年代之后出现的家庭中心主义进行概念化。第二点，评估中国国家在规范家庭中心主义中扮演的角色。

文章开头，作者指出，在2011年夏天访谈下岬村的王先生时，加上其他时间多次的访谈资料，让他意识到，中国家庭的变化确实需要学者去进行新的研究。王先生访谈过程中指出，农村里出现了这样几种现象，一种是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儿子无法照料孙子辈孩子，农村的父母往返于城乡之间以照料他们；一种是城市里工作的儿子回到农村工作，农村的父母前往城市照顾读书的孙子辈孩子。还有的是母亲留在家里照顾孩子、父亲出去工作或者父亲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另外也有些是爷爷照顾或者奶奶照顾孙子辈等方式，这些方式的中心目标就在于“要对整个家庭好。”“家庭问题有家庭内部的解决方式。”“对于贫穷的农民来说，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除此之外，我们啥也没有。”

不仅在阎云翔教授多年诸如王先生的访谈资料中，在中国其他地区的研究或者其他国家的华裔研究中，都非常明显的看到，家庭是中国农民遭遇困难时的唯一社会支持资源。

传统家庭主义的核心观点有两个，一个是家庭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另一个是对家庭成员有强烈的责任感。当前中国人的家庭观发生了新的变化。从宏观上看，第一，家庭变成了福利供给者，成为国家治理的工具；第二，孝道作为一种文化资产，为国家将养老推到父母-孩子体系中。从公共话语上看，公知将传统家庭主义划归到与西方个体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本土价值体系，另外，传统家庭主义也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一种有效策略。作者使用下行家庭主义（descending familism）来解释孝顺和代际互惠动态的新含义，家庭焦点已由祖辈变为孙辈。综合中国目前现状，阎云翔教授提出，新家庭中心主义是解释中国家庭变化的新理论工具。

在社会学概念体系中，家庭主义就是一种价值体系在家庭中的社会实践，强调家庭利益高于个体成员，且相比较于外在的社会组织而言，个体成员更忠诚于家庭。家庭主义建构的是一种义务话语体系，它是一种个体牺牲，而不是个体权利与个人实现。家庭主义是反个体主义的。

新家庭主义与传统家庭主义相似之处在于，家庭利益是高于家庭成员的个体利益的，如何去平衡家庭利益偏离于代代相传的个体利益。二者不同之处愈发清晰表征于，许多自认为遵从传统家庭主义者在愈加竞争性和危险性的社会中并不能完全遵从这一价值体系。比如在2010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调查发现，对于个体生命最重要的价值体系是拥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家庭的意义在于养育孩子并使之成功。个人幸福被放在第二位。家庭社会学家徐安琪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代际之间的相互依赖要高于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家庭的价值要高于个体的发展。一系列的研究都在展示，中国的农民工或许会漠视政治、国家组织等，但是家庭却是他们实用、象征和情感上三重重要的唯一想象的共同体。

文章第二部分讲的是新家庭主义的主要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家庭的物质、精神生活供给中心已经由祖辈转变为孙辈（所谓的“家庭下行主义”，descending familism）。不论是祖父辈还是父亲辈，他们辛勤工作的目标和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孩子的成功和幸福。爱、照顾和家庭资源都是由上往下的。第二个特征就是90年代之后回归的家庭生活亲密感，个体最看重的情感体验就是亲情。第三个特征隐匿于物质之中，个体有着积累财富的巨大压力。个体的核心价值在于使得家庭和谐、有财富、孩子成才，表征于家庭财产。第四个特征是个体与家庭之间的紧张关系。新家庭主义中不同于传统家庭主义的最重要一点就在于它对追求个体幸福的重视，在传统家庭主义中，这是遭到反对的。不过，如何践行家庭与个体之间的平衡确实是不容易的。

文章的第三部分阐述了国家政策是如何在个体身上呈现的。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一方面减少了人口的激增，但同时带来的男女比例的不平衡、“421”家庭结构、人口老龄化等问题。90年代，国家出台了保护老年人权益的相关政策，又在2003年，实行了新农合政策。2012年，全国妇联和其他相关组织共同推出了“新二十四孝”，同年年末，国家修正了1996年的老年权益法，增加了定期回家探望父母的规定。所有的政策和规定都在强调家庭的第一重要性，而不是国家本身。

为改善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紧缩的现状，2011年国家推行双独生子女家庭可以准许生二胎的政策，两年后，政策扩大到夫妇双方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准许生二胎。2016年1月1日施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同一时期，有关性和婚姻的国家政策和法律似乎鼓励的是个人选择、自由和开放，社会学家德博拉·戴维斯（Deborah Davis）称之为“三个转折”。其一，婚姻是个人之间的自愿契约，而不是家庭团体之间的自愿契约；其二，从以前对性行为的密切监视中”转向“放弃”；其三，强调婚姻的共有财产。其中，第三个转折与新家庭主义的讨论特别相关。这一新的立法被中国学者理解为对婚姻财产采取西方个人主义的方法。作者认为，有关家庭的法律、政策与人们的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双向的，经常采用这些法律和政策来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保护他们的家庭。

尽管中国的个人化进程在他们的私人生活中确实给了公民更大的自由和选择。显然，婚姻、生育和老人政策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国家对社会福利规定的退却和个性化的推进。经济的发展，直接导致了新家庭主义的兴起，成为亿万中国人在当代中国生活的关键应对策略。对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如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尤其是在新家庭主义兴起和中国家庭调控中，国家的作用要复杂得多，国家、家庭和个人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更为复杂。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重压依旧存在，但是很多人选择了功利性地依赖父母。现在的“80后”、“90后”已经逐渐开始成立家庭，养育子女，但是又无法像父母一样将全部的生活意义寄托在下一代，放弃自己的追求，于是只能让自己的父母继续做牺牲、做奉献。一些当代家庭结构研究专家认为，年轻一代也许并不认为自己应该为家庭、家族而奋斗，却会选择传统中可利用的部分为自己的生活服务。面对社会的重压，也只有两代人团结在一起，才足以抵抗。

文章运用新家庭主义的概念，考察了21世纪中国家庭在普通民众、学者和国家官员中的新特点。在思想层面和实践层面上，新家庭中心主义不同于传统的家庭主义，它赞扬个人的价值，同时强调家庭利益的优先地位。它将家庭生活的重心从祖辈转移到孙辈身上，从而重新定义了家庭生活的意义。因此，个人机构和理想家庭生活的新观念构成了新家庭主义的支柱。

阎云翔在做公共演讲（潘天舒摄）

新家庭主义的兴起也对中国家庭现有的学术方法和理论提出了挑战，因而具有进一步的方法论和理论意义。新家庭主义作为研究中国家庭制度、家庭生活的日常流动以及同样重要的个人通过行使他们的代理关系来制定家庭的一种新方法。

作者提出的新家庭主义方法是建立在他以前研究的私人生活模式基础上的，但也延伸到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根深蒂固的家庭-个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捕捉新的视角，揭示新的行为模式。文章的最后，作者提出，大多数中国人都是从盒子内思考自己的家庭生活，生活就是一种或另外一种方式的凑活。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家庭，我们必须尝跳出框框来思考（to think out of the box）。

本文转自 | 复旦人类学